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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聯邦法官日前裁定，知名刑事鑑識專家李昌鈺對於一宗1985年謀殺案的審判過程捏造證據負有責任。這起案件曾造成2名無辜康乃狄克州男子蒙受數十年冤獄。此則新聞經主流媒體發佈之後，引起極大關注。有神探之稱的李昌鈺博士華人身份，更是受到全球華人對事件後續發展投以非常大的關切。
康乃狄克州聯邦法官是在7月21日裁定，現年84歲、以刑事鑑識聞名全美的康州紐黑文大學（University of New Haven）名譽教授李昌鈺，必須為1980年代一樁謀殺案偽造證據負責，這起刑案發生於1985年12月1日，康州新密爾福（New Milford）65歲居民卡爾（Everett Carr）陳屍住所，身中27刀，喉嚨割斷，頭部有7處毆打傷痕，現場十分血腥。康州男子柏奇（Ralph Ricky Birch）與亨寧（Shawn Henning）因被控殺人而被判有罪，當時依據的證據之一正是有關李昌鈺提供證詞，聲稱在卡爾家中發現的一條毛巾上有血跡。卡爾住家位於康州首府哈特福（Hartford）西南方約88.5公里的新密爾福（New Milford）。
但在2020年，一名法官撤銷了柏奇和亨寧的重罪謀殺（felony murder）定罪。之後兩人便向聯邦法院提出錯誤定罪訴訟，將李昌鈺、8名警方調查人員及新密爾福鎮列入被告。
21日的裁決，將使得警方人員和新密爾福鎮必須接受陪審團審判。而由於控告李昌鈺的部分，原告請求的簡易判決（summary judgement）已獲准，因此陪審團只剩下判他須付多少損害賠償金的任務。此為事件的始末。
康乃狄克州聯邦法官7月21日裁定之後，李昌鈺博士未立即出面說明，在經過數日的收集資料之後，李昌鈺博士於今（26）日發表中英文書面聲明，還原當時案件的偵辦過程，以及自己在事件中的角色。同時對法官的裁決感到失望。
李昌鈺博士在聲明中指出：「我沒有參與也沒有參與過此類任何後續現場或刑事調查」。「我是一名法庭科學家，我只在法庭上陳述我的科學發現。確定要用哪些證據和問證人什麼問題是律師及法官的職責」。
以下是本報收到李昌鈺博士發佈新聞稿的全文：
李昌鈺博士述
我對美國地區法院法官維克多.博爾登在有關伯奇先生和亨甯先生定罪責任方面的裁決感到失望。
在1985年，康涅狄格州警總署重案組(CSPMCS)被要求協助調查這起謀殺案現場。CSPMS負責卡爾謀殺案現場。作為法庭科學實驗室負責人，我與部屬們在1985年12月2日晚上被邀請到新米爾福德的謀殺現場，進行現場化學測試和初步犯罪現場重建。我們對數百個部位進行了指紋、足跡和生物證據（包括樓上的浴室、水槽和有關毛巾）的檢測。
我沒有參與也沒有參與過此類任何後續現場或刑事調查。
樓上浴室的一條毛巾上發現了輕微紅色的污漬。在水槽裡也觀察到了一些污漬。我在毛巾和水槽的表面上使用了Tetramethylbenzidine進行測試。Tetramethylbenzidine是20世紀80年代用於檢測血液的化學試劑。毛巾上的一處輕微污漬和水槽中的一些污漬給出了陽性反應，根據我的指示，這條毛巾和水槽中的液體被康州州警方（CSPMS）收集取證。這些物品被分別放入證據袋，用證據封條封好存在物證室 。由於不明原因，這條毛巾從未被送到實驗室進行確認測試。
我是一名法庭科學家，我只在法庭上陳述我的科學發現。確定要用哪些證據和問證人什麼問題是律師及法官的職責。
此案我不負責現場攝影、物證記錄、證據收集。伯奇先生和亨甯先生直到我1985年12月2日參與犯罪現場勘察數周後才成為嫌疑人。在他們成為嫌疑人之前，我對犯罪現場的科學調查早已完成存檔。我被州檢察官傳喚出庭，只是對我在現場重建和化學測試方面的科學結果作證。我沒有任何動機或理由捏造證據。毛巾的化學測試對伯奇先生和亨甯先生涉嫌參與此案沒有直接的指控作用。此外，在他們的審判中，我作證的科學證據中還包括了無罪證據，比如沒有在他們的身上衣物檢測到血跡。
20年後對毛巾進行的血跡否定測試不能被解釋為這條毛巾上從未進行過血液陽性測試的事實，更不能輕易得出這是捏造證據的結論。毛巾在物證室內保存了20多年，自然會發生生物降解、分解或變性。生物證據會隨著時間和不利條件的推移而分解，這是科學事實，沒有任何法庭科學家會否認這一點。此外，這些微量的痕跡也許初步測試時已用完，甚至可能已經從毛巾表面脫落。
當我審查我手頭擁有的案件材料時，我找到了放置在毛巾證據袋上的證據標籤的副本。標籤上清楚地寫著：“物證16，收集日期為12-2-85 時間，2305，物證白毛巾，帶有粉紅/綠色（難以辨認）圖案，帶有類似血跡的污漬，地點二樓浴室水槽架”。這個證據標籤清楚地表明在康州州警和實驗室人員到達現場時，在浴室毛巾上發現了類似血跡的污漬。這是明確和直接的證據；證明這條毛巾已在1985年12月2號晚23點05分被取證封存在物證袋。也證明我沒有偽造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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